短耳的兔子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第537章 《听证会上的数据博弈》,股市搬运工,短耳的兔子,废文网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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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25日上午九点,上海金融纠纷仲裁庭,木质天花板上的吊扇有节奏地转动,发出轻微嗡鸣,与空调出风口的风声交织成压抑的背景音。陈默坐在被告席,黑色西装下的衬衫领口微微湿润,后背紧贴着硬邦邦的木质椅背,仿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囚徒。他转动原油钻头袖扣,金属部件在木质桌面上投下冷硬的影子,随着手部动作忽长忽短,与原告席上闪烁的镁光灯形成刺目对比。原告律师张维站在投影屏前,黑色定制西装笔挺,指尖划过播放键,会议室的音响随即发出电流声。
“这款产品稳赚,最大亏损不会超过20%,这是我们内部的压力测试结果。”录音里传来理财顾问小王的声音,背景中夹杂着键盘敲击声,年轻的嗓音里带着刻意的热情,“陈总要求我们重点推荐给保守型客户,说他们更需要高收益来抵御通胀。”
“反对!”被告律师李昊起身,西装纽扣崩开一颗,露出里面的条纹衬衫,领带歪斜地挂在脖子上,“该录音断章取义,我方已提交完整对话记录,其中明确提及‘投资有风险,入市需谨慎’,且客户签署了《风险揭示书》。”
主审法官微微颔首,示意技术人员调取完整录音。陈默的手指在袖扣上轻轻敲击,指节因用力而泛白。音响里传来他在2023年8月月度例会上的讲话,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:“销售团队要强化收益暗示,风险条款按最低标准披露,客户问到时再拿出来——这是市场策略,大家理解一下。”会议室里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,像极了送葬队伍的鼓点。
原告席传来低低的议论声,夹杂着“骗子”“黑心”的咒骂。陈默不敢抬头,目光盯着桌角的木纹,那里有一道细微的裂痕,从桌面延伸到桌腿,如同他从2013年到2023年的人生,表面光鲜,内里早已千疮百孔。
十点十五分,原告出示《非线性损失确认书》,27份签名文件整齐排列在展示台上,每份文件的风险条款页都用荧光笔圈出五号字。“原告方27名客户均未注意到五号字的风险条款,”张维的声音带着公诉人的威严,“且签署时未获得单独解释,贵司利用格式条款和字体大小蓄意隐瞒重大风险。”
李昊翻开合同,纸张翻动声在寂静的法庭格外清晰,像极了死刑判决书的宣读:“根据《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》第29条,客户需签署《风险揭示书》,我方已尽到告知义务。五号字符合行业惯例,不存在蓄意隐瞒——这是整个行业的通行做法。”
“但测评显示,”张维指向屏幕,六份风险测评报告用红框标出,姓名处分别是王女士、张伯等熟悉的名字,“这6名客户实际风险承受能力为保守型,却被勾选为进取型,且修改时间均在认购前15分钟内——陈总,您是否记得2023年9月的销售会议,您说过‘必要时可以协助客户调整测评结果’?”
陈默的袖扣突然卡住,焊点处传来轻微的刺痛。他想起那天的场景:会议室里烟雾缭绕,他站在白板前,用红色马克笔写下“生存需要”四个大字,法务总监王雅欲言又止,最终沉默。“那只是话术培训的口误,”李昊试图辩解,“不构成系统性指示。”
“传证人王璐出庭。”张维的声音像一把利刃,刺破会议室的烟雾。
理财顾问王璐走上证人席,白色衬衫下摆被她绞成麻花状,指甲缝里还留着昨天整理文件时的蓝黑墨水渍。她的目光扫过陈默,迅速移开,仿佛在躲避一只猛兽。“公司实行末位淘汰制,”她的声音颤抖,“每月至少促成500万销售,否则扣发奖金、公开批评...我不得不修改测评结果,把保守型客户改成进取型。但我不知道会导致客户爆仓,他们都是我的邻居、朋友,有的还参加过我孩子的满月酒...”
陈默闭了闭眼,想起王璐入职时的场景:她穿着白色衬衫,捧着笔记本,眼神清澈地说“想帮普通人做好理财”。他亲自培训她如何“用真诚打动客户”,示范如何在介绍收益时提高声调,在提及风险时降低音量。“证人与我方存在劳动纠纷,”李昊的声音打断他的思绪,“其证言可能存在报复性陈述,可信度存疑。”
“反对!”张维厉声打断,“仲裁庭已确认王璐未被胁迫,且其提供的修改记录与后台数据一致,包括Ip地址、操作时间戳——这些证据形成完整链条,足以证明贵司系统性欺诈。”
下午三点,法官扶了扶眼镜,镜片反光遮住眼神,像极了资本市场的莫测高深:“本案核心在于销售过程是否构成欺诈,以及风险揭示是否充分。被告方是否愿意提供雪球产品的对冲交易明细?”
“交易明细涉及商业机密,”李昊回应,声音里带着一丝紧张,手指在文件上快速翻动,“但我方可以出示普华永道的第三方审计报告,证明操作合规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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